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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民主#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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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遇刺背后：不祥的信号，最令人担忧的危机恐在临近
原创 邓峰 自由评论
特朗普现象背后是美国过去一些年持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政治撕裂。
正如侨居美国60余年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美国本来是一个还算平等的社会，但最近三十年来迅速变化，现在大概已经进入长程演变的第三个阶段：贫富差异的程度加大，各阶层之间彼此异化，已经无法逆转。”
本来，自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以来，美国急剧扩大的贫富分化有所缓解，二战结束后，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美国渐渐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论证：“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然而1980年以来美国贫富分化进入持续扩大的长周期，社会撕裂不断加剧。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日益白热化，“红蓝两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显着地表明了美国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国，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已形同两个世界。”
（超出合理范围的贫富分化绝非美国独有，但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令许多人忧虑的严重程度。）
持续扩大、超出合理范围的贫富分化，往往是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深层原因。
关于这点，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早就分析过，党争潜在原因“深植于人性之中”，“热心于有关宗教和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依附于其财产使人们感觉兴趣的人，相继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而党争一旦持续恶化，其后果便如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所警告的：“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它往往干扰公众议会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事件折射出美国深层次矛盾。）
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后果是美国的选举民主、权力制衡机制、法治都将遭到侵蚀。为何那么多美国人近乎偏执地支持特朗普？为何会发生国会骚乱？根源便是不少美国人的常识理性、对于民主的信念被政治极化所裹挟，摇摇欲坠。这将侵蚀美国民主和削弱国家治理效能，让原本用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系扭曲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中写道：“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团的广泛渗透，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所谓的‘否决政治’……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或者说，所谓的‘否决点’很多，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难行。”
这样下去，美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将不断增大，贫富悬殊问题、阶层固化问题难有实质性缓解，那些长期看不到希望的中下阶层难免心生怨念。而这将为激进主义和民粹思潮提供土壤，其中一个例证便是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象绝非凭空而生，更不会突然结束，不论特朗普本人有什么样的政治命运，以他命名的特朗普现象恐怕将长时间困扰美国，成为美国危机的外在症状。
许倬云在谈到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时曾写道：“美国社会下层正在出现的一批将要永远沉沦在贫穷无靠中的群众……这些人满腹愤怒，对未来一无指望……美国开国元老麦迪逊早就担忧：如果社会底层大众心有不满，这一群知识程度较差的‘群众’可能冲动之下，拥护出‘僭主’，凭借大位胡作非为。今日美国的情形，被麦迪逊不幸言中。”
（2021年美国国会骚乱，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常识理性和民主信念已经被政治撕裂严重侵蚀。）
为何会这样？这背后有诸多复杂因素，其中一个根本因素是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尽管把民主窄化为选举，但他道出了选举民主的困境：“未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选举民主的高质量运行须以多数选民的理性为前提，因为只有多数选民理性，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才有希望选出无愧于此的贤能政治家，才能让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之间的矛盾，推行致力于化解深层次危机的结构性改革。
然而这只是一场梦。在自利理性支配下，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和职业、兴趣、资源的分化，一个选民除非他的职业、兴趣、切身利益与复杂政治问题有关并且能够承担他成为专业政治人士而付出的成本，不然的话，他在许多时候对除常识理性范围之外的复杂政治问题将缺乏切中要害的认识。
与之相反，少数强者要么有足够条件去成为知情懂行的政治专业人士，要么能够聘请知情懂行的政治专业人士作为游说代表，进而能对现实政治施加远超多数普通人的影响力。
少数强者和多数普通人因社会分工、知识、资源的分化而不可避免产生的不对称博弈，势必让选举民主下的政府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
特朗普遇刺背后：不祥的信号，最令人担忧的危机恐在临近
原创 邓峰 自由评论
特朗普现象背后是美国过去一些年持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政治撕裂。
正如侨居美国60余年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美国本来是一个还算平等的社会，但最近三十年来迅速变化，现在大概已经进入长程演变的第三个阶段：贫富差异的程度加大，各阶层之间彼此异化，已经无法逆转。”
本来，自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以来，美国急剧扩大的贫富分化有所缓解，二战结束后，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美国渐渐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论证：“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然而1980年以来美国贫富分化进入持续扩大的长周期，社会撕裂不断加剧。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日益白热化，“红蓝两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显着地表明了美国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国，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已形同两个世界。”
（超出合理范围的贫富分化绝非美国独有，但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令许多人忧虑的严重程度。）
持续扩大、超出合理范围的贫富分化，往往是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深层原因。
关于这点，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早就分析过，党争潜在原因“深植于人性之中”，“热心于有关宗教和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依附于其财产使人们感觉兴趣的人，相继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而党争一旦持续恶化，其后果便如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所警告的：“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它往往干扰公众议会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事件折射出美国深层次矛盾。）
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后果是美国的选举民主、权力制衡机制、法治都将遭到侵蚀。为何那么多美国人近乎偏执地支持特朗普？为何会发生国会骚乱？根源便是不少美国人的常识理性、对于民主的信念被政治极化所裹挟，摇摇欲坠。这将侵蚀美国民主和削弱国家治理效能，让原本用于权力制衡的政治体系扭曲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中写道：“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团的广泛渗透，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所谓的‘否决政治’……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或者说，所谓的‘否决点’很多，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难行。”
这样下去，美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将不断增大，贫富悬殊问题、阶层固化问题难有实质性缓解，那些长期看不到希望的中下阶层难免心生怨念。而这将为激进主义和民粹思潮提供土壤，其中一个例证便是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象绝非凭空而生，更不会突然结束，不论特朗普本人有什么样的政治命运，以他命名的特朗普现象恐怕将长时间困扰美国，成为美国危机的外在症状。
许倬云在谈到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时曾写道：“美国社会下层正在出现的一批将要永远沉沦在贫穷无靠中的群众……这些人满腹愤怒，对未来一无指望……美国开国元老麦迪逊早就担忧：如果社会底层大众心有不满，这一群知识程度较差的‘群众’可能冲动之下，拥护出‘僭主’，凭借大位胡作非为。今日美国的情形，被麦迪逊不幸言中。”
（2021年美国国会骚乱，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的常识理性和民主信念已经被政治撕裂严重侵蚀。）
为何会这样？这背后有诸多复杂因素，其中一个根本因素是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尽管把民主窄化为选举，但他道出了选举民主的困境：“未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选举民主的高质量运行须以多数选民的理性为前提，因为只有多数选民理性，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才有希望选出无愧于此的贤能政治家，才能让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之间的矛盾，推行致力于化解深层次危机的结构性改革。
然而这只是一场梦。在自利理性支配下，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和职业、兴趣、资源的分化，一个选民除非他的职业、兴趣、切身利益与复杂政治问题有关并且能够承担他成为专业政治人士而付出的成本，不然的话，他在许多时候对除常识理性范围之外的复杂政治问题将缺乏切中要害的认识。
与之相反，少数强者要么有足够条件去成为知情懂行的政治专业人士，要么能够聘请知情懂行的政治专业人士作为游说代表，进而能对现实政治施加远超多数普通人的影响力。
少数强者和多数普通人因社会分工、知识、资源的分化而不可避免产生的不对称博弈，势必让选举民主下的政府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