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衰落》读后感 - 梦溪笔谈的文章 - 知乎,虽然违背了知乎协议,但是好的知识是要分享的,对不住知乎了。

引子:
笔者在通读西方近代史,经济史之后,从经济学原理和历史兴衰的角度,已经推断出西方这一轮500年兴盛行将结束,参看笔者知乎文章“用波浪理论审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梦溪笔谈:用波浪理论审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zhuanlan.zhihu.com/p/32191105

但如果仅从经济、政治等浅表进行推测,难免显得苍白与武断。

在读完约翰.卡洛尔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义复探》这本西方精神史的鸿篇巨著后,对这一问题有了更高层次的全新理解:引导这轮西方盛世的精神底层早已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崩塌,自那以后,西方社会就像一台精神引擎哑然熄火,但四肢强健、横冲直撞的巨型机车,虽然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璀璨物质文明,但终将颓然倒塌。浓缩成一个企业,如果在文化底层溃烂,那么企业将蜕变成一台只知赚取利润的机器,失去了价值观的指引,无论财务报表上取得多高的成就,也注定是沙堆上的摩天大楼,不久之后将坍塌成一片废墟。

正文:

500年前的某一天,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这两位欧洲思想界的顶级宗师隔空进行了一次“华山论剑”,这次思想论剑,对整个西方社会500年来的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将两位大师的深刻思辨,套入西方近代史进行“复盘”,从文化与精神层面剖析近代西方的发展历程,也尝试着推测西方社会的未来。

在回顾这场巅峰对决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导致这场对决的背景:那就是西方社会秩序的第二次崩溃---以天主教为核心的中世纪秩序的破产。(注:西方社会的第一次崩溃,指古罗马帝国建立的大一统秩序的崩溃)

为了理解什么地方出现了危机,有必要回顾一下天主教的正统教义,也就是教徒在中世纪的世界观。她的要点是经书中的“权柄之钥”,就是那个手持天堂之门和地狱之门钥匙的圣彼得,是神在人世间的代理人,每个人临终时都要被判定进入哪一扇门,这一权利甚于判一个人的生死。人们在一切社会中面临的三大终极问题就这样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交由教会解决了:

我死后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为直接---天堂或地狱;

我活着为什么?你只需关注一件事,那就是获得“永生”,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你必须穷极一生做两件事情:1、必须按照教会颁布的道德规范指导自己,过一种贞洁自律的生活;2、必须积极虔诚地加入罗马教皇的圣教团;

我从哪里来?圣经故事“创世纪”给出了答案,上帝造人并把违反上帝旨意的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这就是人类的原罪,亚当的后代都带着这个原罪,必须接受洗礼,受洗后才能加入教会。

关于“钥匙”的教义,将救赎的控制权全盘交给了教会和神职人员,从这一权利延伸出去,一切都由他们掌控,在古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上,天主教会用这套简明清晰的宗教哲学在欧洲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

中世纪秩序本来有着超级的稳定性,可以长期可靠的运转,可惜,这一秩序建立在了一个并不坚实的基石上:神职人员的职权成了救赎体制的本身,他是所有凡夫俗子的生命和他的灵魂的永恒期盼之间唯一的中介。这就意味着,神职人员自身的道德操守,决定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存废。

基督教早年在罗马帝国的残酷打压迫害之下,坚韧的生存,壮大,靠得就是天主教会神职人员们高尚的情操与品格,我们看到在蛮族打到罗马城外,罗马帝国皇帝与官员四散奔逃之际,教皇利奥一世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只身出城,不但成功阻止了蛮族对罗马百姓的劫掠,还说服蛮族皈依了基督教,开启了天主教开疆拓土,收服了一波又一波入侵的蛮族并最终覆盖全欧洲的波澜大业;我们看到圣方济各那高尚,无瑕的人格,感染了无数欧洲百姓,为天主教会赢得了无上荣光;我们也看到雄才大略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凭借坚定不移的意志完成了统一基督教世界的伟业,使天主教会成为欧洲精神世界的最高统治殿堂。

然而,先辈们的高尚品格与励精图治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神职人员后辈的腐败在几百年后终于到来,因为,潜藏在人性深处的贪婪将逐渐控制人的灵魂,到了中世纪后期,我们看到的是骄奢淫逸的教皇利奥十世,看到的是腐败不堪的教会高层,教皇与红衣主教们横征暴敛,尔虞我诈,买官卖官,包养情妇,安排私生子世袭教会高位,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竟然想出了出售“赎罪券”这样赤裸裸敛财的卑鄙行径;而教会的基层也好不哪里去,大量神父道德沦丧,利用少男少女虔诚忏悔的时候对他们大肆强奸、鸡奸。这样的一个卑劣的群体,哪里有资格做神的代言人?只要看看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对教会人士的辛辣讽刺就可以知道中世纪晚期人们对教会的憎恨与失望的程度了。

教会的腐败必然引发内部良知人士的反抗,马丁.路德,伊拉斯谟这两个教会基层神职人员,看到腐败不堪的教会高层的丑陋面目后,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并开始了试图改造腐朽秩序的努力。

路德一遍又一遍的翻阅圣经,一天,他顿悟了:只要笃信基督,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相通,无需教会和神父作中介。罗马教会就是“打着神圣教会与圣彼得的旗帜的、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路德看到了危机的症结:神在人间的代表已经失去了公信力,是时候让拿着钥匙的圣彼得滚蛋了,人和上帝之间不需要中介,每一个信徒与上帝之间都有一部热线电话。于是,基督教新教诞生了。

伊拉斯谟虽然也厌恶教会,对路德废除中介的主张内心也颇为赞许,但是,他与路德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却完全相左:路德认为,人要对上帝的意旨绝对臣服,推演到最后就是基督教版本的宿命论: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决定的,人不能有自由意志或自主思考,只能虔诚的祈祷,等待上帝的救赎。

伊拉斯谟觉得路德有些极端了,刚刚把人类从“教会的奴仆”这个角色中解放出来,又把人类变成了“上帝的奴仆”,于是反驳道:如果我没有自由意志,如果无论我作恶还是行善,都早已由上帝决定,那么,试图做一个好人就是没有意义的。规劝那些对自己命运毫无作用力的人从善是徒劳无益的,好比对某个铐住手脚的人说:到这儿来。

伊拉斯谟把路德教义隐含的悖论显性化了:人没有自由,却要承担责任!

伊拉斯谟的主张较为温和:上帝决定大部分的事务,但是也给凡人留下了几分自由,“上帝的确保留了这艘船,但是,水手驾驶着她进入了港湾”,,“人们主动选择行善时,上帝是看得见的,这能增加他们被救赎的机会”。

而路德用他的哲学思辨推导出,人确实不能有自由意志,对上帝99%的信奉与不信奉上帝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时间早晚的差异,一旦伊拉斯谟的“人的自我”开始发挥自由意志,必然引领社会走上一条终将自我覆灭的不归路。路德大声警告:人文主义精神的种子里蕴藏着自我覆灭的祸根!

于是路德掉转矛头,把论辩的主要精力用于批判伊拉斯谟,引发了那场意义深远的思想界的巅峰对决。说实在的,如果把我置身于500年前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大概率我会是伊拉斯谟的忠实拥趸,但作为一个回头看历史的观察员,在约翰.卡洛尔的引领下,全面复盘这段历史,才不得不叹服路德的深邃与穿透力,同时,也为路德只能看到问题的症结,而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而感到惋惜。

巅峰对决,两位宗师互点了对方的“死穴”后戛然而止了,因为他们谁也没能压制住对方,算是打了个平手。但经此一战,欧洲中世纪长达千年前的秩序土崩瓦解了。

罗马天主教会垄断欧洲精神领域的历史宣告终结,转变成了天主教、新教和人文主义的三国演义。路德获得了大批不堪天主教会压榨的底层民众和许多趁乱想摆脱教皇控制的王公贵族的支持,新教势如破竹,很快覆盖了几乎半个欧洲,形成与天主教分庭抗礼的态势。而伊拉斯谟则赢得了大批知识精英的圈粉,人文主义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夹缝中开始了自己凌波微步般的擢升。

由于天主教会的昏聩无能只能处于守势,因此,引领欧洲精神世界变革的是新教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想两大阵营的对垒。而由于新教哲学本身要求人类放弃自由意志,笃信基督,因此,在路德身后,除了加尔文等少数几位新教领袖外,在哲学思想上已经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了。而倡导光辉人性的人文主义,便成了思想史上最为活跃的大爆发大本营了,由此引发的在思想、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也一发不可收拾。

伊拉斯谟的身后,人文主义精英可谓巨星云集:笛卡尔,牛顿,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康德,尼采…从这一长串的名单,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场论战之后的两方战斗的形势,人文主义派大获全胜。在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开启了“理性”的我的思辨之路后,大牛人牛顿几乎以一己之力就完成了经典物理学的全部构建,科学,这个人文主义的最给力的儿子,把人的力量彰显到了空前的高度---人们几乎可以解释一切了!受到牛顿的鼓舞,人文主义者在各个领域开始了的“推到一切旧的,重构一切新的”的史诗般的革命。

于是,我们看到了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问世,以科学的口吻反讽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的故事。进一步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深入,把人类历史向公元前推进了数十万年,一举又证伪了“上帝造人”等基督教神话故事(注:《旧约》中记述“创世纪”大约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法国大革命达到了启蒙运动的高潮,人文主义者已经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开始高呼一切宗教都是迷信,必须予以打倒!尽管宗教曾是欧洲文明的核心,现在也不得不靠边站, 由理性取而代之。 跟着理性和科学走,未来就有进步。沿着这一脉络,到尼采出场高呼“上帝已死”时,也就不那么惊世骇俗了。

从伊拉斯谟的“上帝决定了大多数,人们只是有限思考”到尼采高呼“上帝已死”,短短不到300年时间,人文主义的“我”便取代了上帝,自己登上了神坛。这一过程路德在一开始便在“沙盘推演”中一语成谶:自由意志的“我”这个家伙,你让他一分,他便要获得全部。

不幸被路德言中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人文主义的“我”登顶之后,又会引领人类社会走向何方呢?

路德的预言的关键要害在这里:没有了上帝的世界,要么是恐怖的,要么是荒谬的!不信,我们走着瞧。只可惜路德自己无法亲眼见证自己的预言是否发生了,而我们作为历史后视镜中的观察者,则有幸来检验一下路德的预判是否正确。

在人文主义登台的前300年中,打掉思想枷锁的人的“自我”的确迸发出了远超路德想象的能量,人文主义成功催生出了三个优秀的好儿子: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代议制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及引发生产力大飞跃的科学(并由科学发展进一步催生了三次工业革命)这三大法宝,把物质文明水平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短短300年,把欧洲从一个贫瘠、落后的边角配角华丽变身成雄霸全球的盟主。在这个盟主的率领下,全人类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自由、MZ”的“普世价值”不断扩大覆盖面积,人们的生活前所未有的富足……

如果路德能活到1780年,亲眼见证牛顿经典物理学的建立,瓦特蒸汽机的巨大威力和充满了人性光辉的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路德是否会大跌眼镜,投子认输呢?

我想不会的,因为在路德看来,不管人文主义取得了多高的成就,她距离构建新的恒久秩序还差很远。

首先,人文主义同样要对三大终极问题给出自己的解释,而这一点,恰恰是人文主义最薄弱的环节。

由于彻底否定了“上帝造人”,“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人文主义者面前;
由于彻底否定了教会,“我们活着干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必须改写;然后,“我们死后要去哪里?”这是人文主义者最大的软肋,基督教把她全部的张力都凝聚在了耶稣复活这一要点上,人文主义要想彻底取代基督教,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坚实的基点。

这时候,在人文主义众多明星中,诞生了一个“另类”的重磅巨星---达尔文,让西方社会感到了深刻的震动与惊骇,让人文主义精英们感到无比的尴尬。

我们从哪里来?人文主义科学家先是告诉人们,上帝造人是不科学的,现在达尔文告诉人们,我们不是什么宇宙的宠儿,天之骄子,我们其实跟变形虫没什么区别,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在无数个“意外”中留存下来的幸运儿而已,我们是猴子“变”来的;

我们活着为什么?人文主义者先是说,我们活着是为了“探寻真理”,现在达尔文告诉我们,我们活着只不过是为了生存而已,跟变形虫没有什么差别,无关乎理想,无关乎伦理道德,只要能满足生存的需要,一切都是允许的;

我们死后要去哪里?人文主义者没有答案保持缄默,达尔文告诉我们,我们注定要死去,不仅仅是人的个体注定要死去,而且人类也注定要死去,在下一个“意外”中,我们就会像恐龙一样被灭绝。

通过“理性”的推理,几乎无可辩驳的得出了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难怪《物种起源》的诞生,在西方社会无论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和颓丧。

路德不急着认输的第二点原因,是他对“人性”的深刻洞见:“人性”的最底层不是什么光明美好的东西,“人性”的最底层是撒旦(注:《圣经》中魔鬼),“理性夫人是魔鬼的妓女,她极具诱惑力和欺骗性,给人一个快乐的瞬间,为的是抓住整个灵魂。”(注:路德在批判伊拉斯谟的《被奴役的意志》一书中的比喻)

在人有信仰的时候,由于有对神的敬畏,这个魔鬼便被铅封在人性底层,而当人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后,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就很难与魔鬼抗衡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人性完全被魔鬼掌控,人性中两个最丑陋的东西:暴戾和贪婪将成为主角!

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最高潮,人们第一次大声喊出了把一切旧宗教都扫进历史的垃圾桶的呼声,“自我主宰”的快感还没有来得及尽情宣泄,“暴戾”,这一魔鬼的头号猛将就已经粉墨登场了:大革命迅速演变为社会大动荡,政治人物走马灯一样轮换,恐怖政治笼罩了整个巴黎,昨天才刚刚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今天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拿破仑的登场,更是引发了震动整个欧洲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两千多万欧洲人成了炮灰。而在拿破仑谢幕的100年后,人类(主要是欧洲人)便又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上亿的人口葬身火海。当那个在巴士底狱手刃了典狱长的善良的市民从惊慌失措转变为享受嗜血的快感时,当纳粹集中营的士兵从原本一个普通健全的德国小男孩一步步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狂时,人性中的魔鬼因子让我们看到了:没有了上帝的日子,生活果然是恐怖的。

好在战争终归是短暂的,“暴戾”这一魔鬼因子因其自身爆发力太强也注定无法长期统御,那么,和平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这还得回溯达尔文对三大终极问题给出的冷冰冰的令人厌恶和沮丧的答案,这冷冰冰的答案,封杀了人们在精神层面追求美好的空间,既然活着只是为了生存,既然活着的终点都是死亡和消亡,那么,享(ji)受(shi)生(xing)活(le)成为世俗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便是一种必然。

失去了精神引擎,人文主义的“我”最终坐上了以享乐主义为车头的欲望号机车,失去了对神的敬畏,没有了任何的束缚,不可一世的横冲直撞。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通过不断刺激人类欲望的每一个角落来获取更多的利润的过程,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中辛辣的讽刺到:“从发明各种可口的美食来引诱你过量饮食而肥胖,到发明各种减肥套餐来引诱你减肥,资本家完成了两轮利润收割。”、“市场经济大量利用人的故有欲望(如性欲、爱吃甜食和油腻的食欲等),推出的产品往往是过量的,从而有害的”,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全部都回归本源,按照手机产品真正的生命周期5~10年而不是被引诱得每两年就更换一次的话,整个智能手机行业将瞬间崩溃,市场经济就是这么贪婪和滑稽。

追求更好的生活本身没有错,错误的根源在于它注定无法持续:欲望是意识界的,瞬间可以放大无穷倍,而财富积累物质界,需要时间积累,而且有能力的上限,因此,财富积累永远赶不上欲望的扩张,人要想获得幸福,密码是控制欲望,而不是单纯追逐财富。现代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全部财富总和还要大很多倍,但是,由于没有了对欲望的节制(相反,还变态的挑动欲望),现代人在享受空前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同时陷入了空前的焦虑,愤懑与空虚当中。

浮士德当年还遭到普遍唾弃,今天猜一猜多大比例的人会选择为了人世间的浮华享受而毫不犹豫同意死后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不用说死后,就是立即把灵魂出卖也在所不惜,看看吧,我们周遭,仅仅是为了多赚些钱,就有人敢在孩子们的奶粉里混入三聚氰胺,在同胞的餐桌上下毒,物欲横流,粗鄙不堪。

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中,都有节制欲望的各种戒律,如佛教、印度教的素食,伊斯兰教的斋月,基督教的戒律等等,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警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所以,告诫人们应“去甚、去奢、去泰”,究其原因,也许就是这些先知先哲们都看透了人性的本质使然。

西方社会在人文主义的光辉旗帜的引领下,发展到最后,来到了欲望的黑洞,这里只有欲壑难填的大资本家们,因大量举债消费而负债累累的中产阶级和苟延残喘虚度光阴的穷人们。没有了上帝的日子里,生活果然是荒谬的!

现在,西方社会几乎不可避免将进入第三次大低谷,原因还是没有了精神支柱。我想,到了本书的最后,作者约翰.卡洛尔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他看到了悲惨的结局却找不到解决方案。

问题的焦点依然集中在人的自我意志这个“我”,如果不能给这个“我”找到一个可以恒久发生效用的约束力,那么我们的世界将必然“要么是恐怖的,要么是荒谬的”,但人类历史上所尝试的诸多解决方案看起来都无法奏效:

还要回到天主教会的清规戒律中去吗?很难,因为这些戒律的道德教化虽然是好的,但由于还是人类自己在把持,用不了太久,这些戒律就会演变为高级神职人员鱼肉百姓的工具---当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发现自己其实不用尊从戒律而不会受到惩罚时,教会的腐败堕落就是无法阻挡的;

人类能自我救赎吗?康德看到了如果任由理性恣意纵横的后果是万劫不复,曾进行了一次严肃认真的努力,他发表的《道德形而上学理论》一书,发展出一套理性主义的伦理学理论,简单的说,就是试图教导人们,“我并不一定过得幸福,但我必须过得有一个好名声,一个人如果活得声名狼藉,那还不如不活”,康德的人性的救赎可以见效吗?更加不可能,有“神”背书的天主教会的道德戒律都无法持久,更何况是人自己给自己强加的戒律呢,康德的想法不免流于天真了:回溯人类历史,“人性”中美好的和善的东西,都只能在局部和短期内维持,从全局和长期的角度看,必定走向腐化,堕落。家族富不过三代,国家300年兴衰,任何组织都必将在早期是革命的,先进的,自律的,高尚的,到了晚期都是贪婪的,腐化的,破败的,肮脏的。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而要使其疯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使其成功。人类就是这样一个物种,一旦成功了,一旦主宰了,就必然忘乎所以,然后就开始腐化。所以,依靠人类社会自身层面的伦理、道德、法律等是无法构建恒久秩序的,只有高层级的信仰才能做到。这也是康德的“人性的宗教”诞生不久便旋即破产的根源所在。

难道真的要走路德给出的解决方案吗?人类的本性太孱弱,无法自持,唯有将“自由意志”彻底禁锢,把人变成神的奴仆,等待上帝的救赎吗?理论上,路德的方案具备恒久稳定性。但是,有多少人真正能够放弃自由意志,接受自己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的命运? 因信称义对信徒的超高标准的要求,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身体力行? 路德在与伊拉斯谟的决斗中“败”下阵来,本身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那么,下一次大低谷,人类的精神救赎到底在哪里呢?

这时,我们也许应该把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智慧了:佛教通过构建“三世因果”的哲学体系,很好的回答了伊拉斯谟指向路德的诘问,彻底解决了路德的悖论:人有自由意志,但无法逃脱因果律(命运)的束缚,人的命运是自身选择的结果,但自身的选择无法改变短期(今世)的命运,只能改变来生的命运。正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也就是说,你的前世的种种作为决定了你今生的福报;而你今生的种种努力,决定了你来世的福报。人为什么要向善弃恶?因为,要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如果想让自己在三界六道的轮回中过得更好,就不能作恶,就要积德行善。

人从前生转世而来,今生的努力修行是为了来生更好的生活。佛教哲学体系不仅简洁明了的回答了人类社会的三大终极问题,而且很好的规避了西方哲学中要么相信宿命,放弃自我;要么张扬自我,否定命运的两极悖论。(当然,这还仅仅是小乘佛教的教义,大乘佛教更为精深的哲学思想不在本文中阐述)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论文学造诣,《红楼梦》无疑一骑绝尘,但是,论哲学高度,《西游记》则把其他三部甩开了十万八千里。《西游记》中讲了两个哲学隐喻:第一、齐天大圣,不就是人文主义的终极代表吗?但无论你有多大的神通,也无法跳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 第二、只有当“齐天大圣”带上了紧箍咒之后,才能通过持戒终成正果。

知天命,尽人事。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也许,这才是我们人类应该秉持的人生态度吧。

花絮:西方美术史发展路径对人文主义兴衰的隐喻

中世纪的宗教祭坛画,人性是被压抑的。

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的《圣母子》,可以看出人文主义大师们在早期“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借着宗教题材的画,开始彰显人性的光辉。

巴洛克时期名家委拉斯贵支的《宫娥》,这时宗教形象已经退出视野,画家甚至把自己都彰显到了舞台上,人文主义的“我”登上了中心宝座。

可惜,好景不长,两百年后,人文主义者迎来了自己的嘲讽者,马奈的《奥林匹亚》,透着对世俗权威的不屑。

毕加索《亚威农少女》,在失去了标准价值观后,画家们开始天马行空的探索(瞎撞)。

最终,杜尚把一个小便池搬进了画展,在一个权威彻底被粉碎的时代里,杜尚强调他的小便池跟拉斐尔的《圣母子》一样是艺术珍品。

西方美术从萌芽到鼎盛,然后再走向荒诞的发展历程,也从侧面印证了西方文化的衰落。